4月27日，一則關(guān)于戶外廣告的新聞引得多家媒體紛紛轉(zhuǎn)載。報道中說，湖北省襄樊市人民廣場附近一處房地產(chǎn)項目，因其兩面圍墻上的巨幅廣告畫著鈔票和錢袋、人物形象，在當?shù)匾l(fā)不小爭議。比如，在東廣告墻的最南端，畫面上的3個人一溜排開，懷抱印有華盛頓頭像的美元大鈔，表情興高采烈，旁邊堆滿印有人民幣符號的“錢袋”。在東廣告墻的最北端，是3個高興地張開雙臂的女戰(zhàn)士形象，身邊滿是印有人民幣符號的錢袋。在南廣告墻上，共有兩處人物形象廣告。最西端是3個身穿黃色救生衣的“抗洪官兵”模樣的人，手舉不知道是英鎊還是其他什么外幣，喜笑顏開。

　　讀過這一報道，我有點浮想聯(lián)翩。比如，我想起多年以前朱文曾寫過小說《我愛美元》，作品中因有“美元就是美麗的元”之說，遂遭到許多人的大批判；我也想起去年北京的宋莊文化節(jié)上，“超女紀念碑”因借用英雄人物雕塑的模本，結(jié)果引發(fā)眾議。不知道廣告設計師陳先生是否讀過朱文的小說，也不知道他是否從“超女紀念碑”中獲取了靈感，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：對于中國美術(shù)界1985年以來的“政治波普藝術(shù)”，作者應該非常熟悉。雖然他否認墻上所畫的是抗洪官兵、革命烈士等等，但明眼人一看就是走的政治波普的路數(shù)。只不過他把政治波普做成了廣告，而沒有像當年的畫家一樣漂洋過海赴美參展，有點屈才了。

　　以上所言，其實還不是我最感興趣的，我的關(guān)注點在于記者采寫下來的那些“觀后感”。讓我們羅列幾條，一并賞析：記者問墻根處坐在凳子上閑聊的兩個人：“這3個拿美元的是什么人物？”一人說：“這3個不就是‘工農(nóng)兵’嗎？”另一個趕緊補充說：“‘工農(nóng)兵’學‘商’，都向錢看唄。”賣菠蘿的老黃邊削菠蘿邊告訴記者：“這不就是‘文革’時期的‘紅衛(wèi)兵’戰(zhàn)士嗎？怎么會看不出來呢？讓‘紅衛(wèi)兵’戰(zhàn)士也‘向錢看’，不知是何創(chuàng)意？”襄樊市政法部門的工作人員李先生告訴記者，這個畫面構(gòu)圖特別讓他不能容忍，已經(jīng)突破了國人的精神道德底線：“這明明就是慷慨就義的革命志士形象嘛！在《江姐》等革命題材電影電視里多次見過這樣的場面。如今卻讓革命烈士拿著鈔票、拎著錢袋，是為了什么？”當?shù)匾幻欣钇G華的女中學生說：“他們做廣告竟拿我心目中的抗洪英雄開涮，惡搞革命烈士，真是讓我反感、惡心！”

　　讀完這些說法不由得感嘆：群眾的眼睛真是雪亮啊！你不是說畫面上的人物都是無名氏嗎？我們的群眾立刻就想到了“工農(nóng)兵”、“紅衛(wèi)兵”、“抗洪官兵”、“革命烈士”。這種“命名”的過程說來其實很簡單，因為咱中國的老百姓可不是普通的老百姓，他們也許不懂政治波普，卻并不等于他們沒有“政治無意識”。只是這樣一來，可能會讓人略感迷惑：弗洛伊德說，無意識那個黑暗王國里儲藏的主要是性欲之類的“力比多”，我們這里為什么卻換成了政治？略加推測，大概我們得承認當年的“意識形態(tài)國家機器”運轉(zhuǎn)得非常有效。比如，那些講究“三突出”、非常“高大全”的文藝作品，打造出來的人物形象往往氣宇軒昂，高大威猛，他們或抱著稻谷或拄著鋼釬或捧著寶書，做心花怒放狀。這些人物長期亮相于電影、圖書、宣傳畫等等之中，老百姓又長時間與之耳鬢廝磨，他們便以非常的形式植入人們的記憶里，無意識領域的偷梁換柱遂大功告成。所以要我說，以往的政治運動其實就是一種無意識改造工程。那些回答只是讓人覺得，百年大計的工程確實管用。你瞧瞧現(xiàn)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被稱為群眾的人豈不是還在享受著這一工程的革命成果？

　　三年前，筆者曾做過一篇《誰在守護紅色經(jīng)典》的長文。鑒于當時《林海雪原》的熱播所引出的種種非議，廣電總局趕快出臺相關(guān)政策，加大了紅色經(jīng)典劇改編的審查力度。記得當時有人指責廣電總局，言其種種不是。作為當今的“意識形態(tài)國家機器”部門，廣電總局的做法自然需要認真分析。我想說的是，其實廣電總局也有那么點冤大頭，它只不過是順乎了“民意”而已；那些“政治”在“無意識”中來回亂竄的老百姓，很可能才是守護紅色經(jīng)典的萬里長城。而這個小小事例也再一次證明，政治只要進入了無意識，把它搞掉還真不容易。至于這個無意識為何如此頑固，大概得弗洛伊德轉(zhuǎn)世之后托生到中國再做研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