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深圳，“呼死你”系統(tǒng)的升級版“收死你”系統(tǒng)應運而生，在管理部門調查取證并以短信形式通知對方定時定點接受處理后，警示系統(tǒng)將連續(xù)向違法者發(fā)送短信，費用由其支付，直至話費扣完為止。（4月19日《新京報》）一直以來，清除城市“牛皮癬”都是城管部門與小廣告張貼者們斗智斗勇的過程。這些年，隨著通訊科技的發(fā)展，這種“斗爭”已從“你追著貼，我追著揭”的游擊戰(zhàn)術，上升到技術手段的對抗。      城管部門動用了惡意電話追呼 系統(tǒng)，俗稱“呼死你”，只要將非法小廣告上的聯(lián)系電話輸入該系統(tǒng)，即可不間斷撥打對方電話，直至將其“打爆”。如果被撥叫者接聽來電，會聽到要求其接受行政處理的語音提示。      這種手段甫一投入運用，“牛皮癬”制造者們的確有些措手不及；時間一長，倒也漸漸找出應對之道，手機用戶將電話呼叫轉移，“呼死你”就只能望洋興嘆；座機用戶惡意反復接聽，反而導致通訊費用奇高，令城管部門“傷敵一萬，自毀三千”，大大加大了政府承擔的執(zhí)法成本。為了杜絕惡意接聽，一些執(zhí)法部門往往直接將該類電話做停機處理。這個時候爭議就出現(xiàn)了，被停機者往往聲稱，憲法賦予了公民通訊自由，只要沒有拖欠費用，強制停機顯然于法無據(jù)。而執(zhí)法部門則認為，既然電話用于制造“牛皮癬”之類行為，就已淪為違法工具；限制違法工具的使用，自是行政執(zhí)法的當然舉措。      從實踐中看，用“收死你”取代“呼死你”，在執(zhí)法上的確更加經濟、便利、有效，但問題在于，如果所有成本均由違法者承擔，短信費用的不斷扣除顯然構成對其財產權利的剝奪，事實上起到了行政處罰的效果。既然是行政處罰，依照行政處罰法定原則，行政機關就不能脫離法律框架“創(chuàng)設”處罰名目，更不能就處罰種類﹑適用范圍自行任意調整。      在《行政處罰法》里，針對違法者的財產處罰包括罰款、沒收兩種。這種每天以短信計費形式進行的“資金扣除”，顯然不是沒收，但如果認定為一種變相“罰款”，理由也略顯牽強。      針對具體違法行為的行政罰款金額應是確定的，而逐日扣費則使處罰金額處于不穩(wěn)定狀態(tài)。上述短信費用一般會計入電信部門的收入，根據(jù)《行政處罰法》的規(guī)定，行政罰沒收入必須上繳國庫。在這里，上繳國庫與作為電信服務費交納，顯然不是一個概念。從操作上講，即使違法者懾于“收死你”的威力，主動上門接受處罰，所處罰款是否應扣除已支付的電信費用，也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。      通訊權是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，如果被濫用，自應被限制或剝奪，但應是以法律、法規(guī)形式授予行政部門相應權責，而不能以目的決定手段任意裁量。其他涉及公民人身、財產權益剝奪的“處罰”行為，也應施之有據(jù)，才能在維護公益的同時保證程序正義。      現(xiàn)實生活中，我們揭去墻壁上張貼的“牛皮癬”前，往往要先涂上一層特制的藥水，若是一揭了之，只會讓建筑物表面留下難看的疤痕。      對付“牛皮癬”的制造者們，我們同樣不能“一呼了之”、“一停了之”乃至“一收了之”，否則，只會讓執(zhí)法行為的公正力與公信力受到損害。